我的人生目标质朴：国家强盛，人民安宁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我的显著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，探究事物的究竟。
从小，我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就促使我不断发问。例如，花朵为何色彩斑斓？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。我深知，通过阅读、提问和思考来寻求答案至关重要，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问。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含辛茹苦地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又将我们几位孙辈拉扯长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家住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的早期教育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法式熏陶，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（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，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上海市向明中学），并在震旦大学医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深造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便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作为老二，我被取名为振义。祖父将他经商所得的巨款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华是一种浪费。若我们有铺张浪费的行为，他们会告诫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？”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我们8个孩子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。例如，我的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家庭晚宴上，父亲都会考查我们8个孩子的学业，审阅成绩单，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，不合格者则会受到手板的惩罚。我是唯一从未挨过打的。
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虽然专注于学业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我的生活轨迹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工作单位，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日军侵华，强迫学生学习日语，我们学校对此进行了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，心中充满了愤怒。
父亲为人严肃少言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简朴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统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相当悲观。离开法租界，通过日军的关卡时，需要接受检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多是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。我与6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学习英语演讲，交流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我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正直、无私的人。这6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。他们的重要性，从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”（7个约翰）可见一斑！尽管他们已离世，但他们的精神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，她因伤寒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对连名医也束手无策的病情感到悲痛万分，由此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人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法语背景的震旦大学就读十分方便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，但思考能力尚可。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挺喜欢我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只挑选了两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对我进行额外辅导，病理学老师还特意带我到病理科，教我如何看片子。他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单独指导我一人。最终，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我20岁时，爱上了同学谢竞雄。巧合的是，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便以保护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，每天接送她，就这样与她相伴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令人绝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是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都是从他那里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注意事项，确保大家安全。
那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互助友爱。我记得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，其中有人说：“天主教想要实现的，你们中国现在做到了！”的确如此，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一新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竭力攻克疑难杂症，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，担任了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担任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我曾一度认为，此生可能再也无法重返医生岗位，那活着还有何意义？我别无选择，只会行医，只想救治病人。事实上，即使让我一辈子在农村做赤脚医生，我也愿意。
我一生大致做了四件事。
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了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在游泳和驾舟的过程中，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随即前往为战士们诊治。所幸疗效显著，我因此获得了三等功。
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，我前往东北中朝边境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。当时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：一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但药物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许多战士提到经常在河汊、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由于战事紧急，他们来不及煮熟便匆匆吞食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了病人的血痰，果然发现了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了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为凶险，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面对年轻患者日渐衰弱的生命，我深感无力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历经多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她看到一名濒危的小患者，便向我求助：“你不是一直在研究这种药物吗？能否救救这个孩子？”我告诉她，我已进行过研究，动物实验效果良好，毒副作用也较小。在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而且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使用方便，口服即可，能够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荣获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理由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被引用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然而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没有申请专利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患者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。当时，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共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第四件事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之后，我不再直接参与临床一线工作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对我进行一次“考试”。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到科室与大家进行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1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样的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上非常忙碌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，精选后提供给他们，应用于临床，起到了“拐杖”的作用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大益处：第一，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，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；第二，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第三，持续学习和收集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大乐趣。
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。
我拥有众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。然而，这并非我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同学本身就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发展的机遇。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像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期，其后可能会进入下滑阶段。因此，在达到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，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这样，整条抛物线的顶点才能持续向上，而非向下，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。
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房产。目前居住的住所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用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我今年102岁了，似乎上天将我遗忘了，但国家依然记得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在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只是与我一同承受了许多艰辛。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哪里有什么神？再说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的集体智慧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，还有许多其他的白血病仍然是难以治愈的顽疾，这让我深感焦虑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探索解决的办法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