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今年97岁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。回首过往，19岁时铭刻在心底的信念——“我的生命，应当为人民服务”——始终伴随我走过人生旅程。
自幼耳濡目染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遵从父母意愿，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受进步同学影响，我投身其中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来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奔赴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。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骨干。面对部分队员在节奏处理上的困难，我耐心指导，纠正他们的错误。由此，大家推举我负责打拍子，我的指挥生涯也因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悄然开启。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和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质朴而真挚的歌声，感受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高雅艺术惠及大众。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“文艺来自人民，应当为人民服务”的朴素道理，而非个人的人生观教育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日夜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足迹遍布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最大限度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当时年仅33岁的我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这一切的成长都源于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深受观众欢迎，被誉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广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费尽心思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，语言是关键。有人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设想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这些年，我常被称作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在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这不过是因为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便全力以赴。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面对他人的询问，我总是回答：“害怕有用吗？病来了就治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就尽快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”我很庆幸，自己都挺过来了。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。身边的人总问我是否劳累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对我而言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值得。歌剧是音乐领域一项宏大的工程，指挥则是其灵魂人物。这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而非停留在表面。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希望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我始终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珍视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（作者系著名指挥家，此文由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